聊聊《商君书》

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中,《商君书》被列为天下第一禁书,严禁在民间流传。但在封建帝王手里,它是被反复研读的珍贵资料。

在这本书中,没有赤裸裸的攻击言论,但读者却能明显感受到本书作者对普通百姓的提防与鄙视。这本书没有一句恶毒的讽刺,但普通百姓读完后依然能感到脊背发凉。

因为,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将你我这些寻常百姓的本性刻画的一文不值,视为可以被操控的棋子。并且在战术上,它还对封建帝王提出操控百姓的具体执行方案。

所以,自秦朝以后,盲从和奴性就像一颗种子在古人心中生根发芽,久久难以斩断。

《商君书》又名《商子》,它是商鞅法家思想的汇编,其核心内容讲的是帝王的治国之术。

商鞅主张帝王如何治国呢?简单来说,商鞅主张的帝王治国之道在于弱民强国。

《商君书》提出:国家与百姓是矛盾的关系。人民强大,则国家虚弱;想要国家强大,则必须削弱人民。要想秦国强大,那秦王就要削弱百姓。

那商鞅主张帝王应该怎么做呢?在《商君书》里,商鞅提出了帝王治理百姓的“驭民五术”。这五术分别是:愚、弱、贫、疲、辱。

我们来逐条分析一下。

《商君书》“驭民五术”。

首先,“愚”的目的是让人们成为愚昧无知、没有独立思想、只会盲从、只会劳作的生产机器。

《商君书》认为,人民的作用要统一到两件事情上来:和平时期努力种田劳作,为朝廷创造财富。战争时期则竭力杀敌,保卫君上。除此之外的一切行为都是多余的。

曾经,商鞅的“立木为信”最为人称道。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,并当众许下诺言: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金50金。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。最后有个人将木头扛到了北门,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。

“立木为信”这件事细思极恐。商鞅故意设置这样一个荒唐的不合常理的情境,看似其目的是要向人们证明帝王的政策言出必行,其实是用一种荒唐的不合情理的情节来向人民立威:只要是帝王的政令,不管多么荒唐,人民也不必疑惑犹豫,照做就是。

其实,商鞅不是驱民信诚,而是驱民盲从。人民只需要听命行事,不需要自我思考,不需要用理性判断这件事是不是合理。

所以,商鞅的“立木”,不是“为信”,而是在否定人民的基本理性,让人民的理性让位于对帝王政策的盲从。

不仅如此,对于帝王的政策,人民还“不得议”。根据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记载: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,卫鞅曰:“此皆乱化之民也。”尽迁之于边城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

商鞅刚开始变法时,要颁布一些法律。起初,秦国有人说这些法律不好,也有秦人说这些法律很好。商鞅把这些人都流放了。后来谁也不敢评论帝王的政令了。

这是什么?这是告诉民众:政府颁布的政令,民不得议。不但不可以批评,表扬也不可以。

最终,人民对帝王颁布的政令全盘接受,不再思考是对是错,真真切切达到了盲从的地步。

同时,商鞅认为人民读书尤其多余,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,就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。于是他就先把一批经典思想书籍给禁了,他把最早的教科书:礼、乐、诗、书列为“六虱”之首,把他们看成是亡国之俗。只要人们没书看,就不会胡思乱想,就会安心务农。

同时,他还提出禁止儒生、士卿和大夫游学授业,尽最大可能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。

“驭民五术”的第二条是“弱”。

它指的是从客观条件上让人民没有反抗和威胁能力。绝对的暴力带来绝对的服从。

受制于当时的科技水平,朝廷的武力上限无法快速提高,那只有把普通百姓的武力下限降低。

所以,除了农具之外,百姓是被严格限制拥有铁器和铜器的。

商鞅的“弱民”之术被后来的秦始皇发挥到了极致。根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把全国大量的武器收缴起来,加以销毁,铸成12个金人,每个金人重四十五万公斤。

“驭民五术”的第三条是“贫”。

《商君书》主张在保证百姓生存的最低下限之外,掠夺人民手里的一切剩余财富。

所谓“饱暖思淫欲”,《商君书》认为:普通人衣食无忧,不但会失去奋斗的动力,还可能滋生邪恶的想法。

为此,商鞅的变法使秦国建立了严苛繁杂的赋税制度,仅佃租和口赋两项加起来就占一年收成的2/3。

根据《汉书》记载,秦朝时期不论人民实际拥有土地多少,一律按照朝廷认为每人应有的土地亩数征收。即便农民可能因为天灾人祸导致手里的土地已经没有收成,但应该上交的粮食一斤也不能少。

除了相对固定的佃租和口赋外,还有“杂赋”这种纯看帝王心情的临时征税。比如,今年风调雨顺,收成不错,那人民要多交一份,以感谢皇恩浩荡。如果今年有旱涝病蝗这些自然灾害,那人民也要多交一份,好让朝廷修河开渠,亡羊补牢。

《商君书》的《垦令》篇核心内容是8个字:全民皆农,灭绝百业。

灭绝的百业中,商业首当其冲。比如,在税收的措施上,加重商品税,使得酒肉的税额比成本高十倍,这就直接萎缩了商品市场,即使有买卖,利润也极度摊薄。

《垦令》篇提出了“废逆旅”的政策,就是废除旅店,禁止旅行和游民。而“一山泽”就是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,禁止农民以此谋生。

“贫”的最终目标是一直到榨干人民最后一口余粮为止。而正因为人民有精神上的贫瘠,已经被“愚”过了,所以不会思考“贫”有什么问题。只要有一口气在,就不会尝试做出任何的改变,世世代代按照帝王划定的路线浑浑噩噩的走完一生。

“驭民五术”的第四条是“疲”。

“疲”的具体做法是用繁重的徭役来榨干人的体力和精力。

秦在一统六国之后,短短十几年间完成了多项浩大的工程,动用的人力相当可观。据记载:修长城征用人数40万,修建阿房宫征用70余万人,通“直道”、“驰道”、水路等每次调用上万人是常有的事。

徭役是没有任何报酬的,百姓甚至自备粮食工具。并且,被征用的人多为青壮年,这些家庭主要劳动力没办法在自家的田地耕种,而是要外出数年,免费为帝王打工。运气好的留下一身伤病归来,运气不好的早早丢掉性命。

“孟姜女哭长城”讲的就是这期间发生的一个悲剧。虽说是民间传说故事,但能长久流传,说明是由普遍的现实案例为原型发展成的一个故事。由此可见,秦国徭役的严厉苛刻。

“驭民五术”的第五条是“辱”。

用现代流行的话说,这就是PUA,而且是《商君书》中提出的由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无差别的系统性PUA。

在出土的秦简上,有这样的规定:农民在耕地时眼睛不能乱看,而耳朵不能乱听,嘴巴不能乱说,类似蒙着眼睛拉磨的驴,把人看作牲畜一般。如果农户家养的牛比较消瘦,人就要受刑,轻则皮开肉绽,重则一命呜呼。

《商君书》主张消灭私人空间,造成一个透明的社会,让每个人都处在帝王的政府和他人的严密监视之下。

商鞅搞户籍制度,让居民们互相纠察,互相监视。告发奸人,予以重赏;不告发奸人,加以重罚。什伍之内,一人有罪,他人连带有罪,如在战争中不勇敢,本人处死,父母、兄弟、妻子连坐。

《商君书》《禁使》篇提出:至治,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,而不害于亲,民人不能相为隐。

连夫妻朋友都要相互告发,而不为亲情所动,民人不能相为隐匿。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情景?

帝王踞坐在龙椅之上,如同盘踞在蛛网中心的蜘蛛,这个蛛网上的任何一点轻微的信息都会被他敏锐地捕捉到。

此外,《商君书》中还提到,应该废除一切形式上的享受,音乐、歌舞、装饰品等最好全部一禁了之,彻底将人工具化。

“辱”的目的是什么呢?

《商君书》《弱民》篇提出:民,辱则贵爵,弱则尊官,贫则重赏。

人格上卑微屈辱没有尊严,则会以官爵为贵。精神上怯懦虚弱没有生机,便会敬畏当官的。这样的结果就是:百姓只能在官爵者面前摇尾乞怜,对其既羡慕敬畏,又会想挤破脑袋跻身他们的行列。

如此看来,这种赤裸裸的制民理论,令人不寒而栗。

庄子在《马蹄》篇中以马喻人:马天性奔放、自由,桀骜不驯。《庄子》竭力挽护着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,而《商君书》则在不遗余力地挤榨着私人空间,限制了个人的能力,把普通人定性为比牲畜还要低贱社会的燃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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