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深度好文】中美之间的世纪博弈②–贸易与手段

相比之下,美国不敢把制造业转移到巴西、阿根廷这样的国家,因为这些国家资源相对丰富,一旦发展出庞大制造业,对进口的依赖度不会太高,对美元的需求也会比东亚少很多,不容易被美国掌控。美国更倾向于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印度这样的资源匮乏国。人均资源极度稀缺是中国最大的国情,任何决策均需要考虑这一实际情况,否则容易高估我国的优势。

中国矿产总量不低,如果我国只有1亿人口,那资源可以自给自足。但我国有14亿人,大部分资源依赖对外进口。中国每年钢产量大约10亿吨左右,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,但在这背后,每年需要进口10亿吨铁矿石,占全球铁矿进口总量72%。不仅如此,中国每年还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、1,500亿立方米天然气、3亿吨煤炭、2,500万吨铜矿、1.6亿吨粮食。可以说庞大的资源进口,成为支撑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基础。离开了海外输入的资源,工厂只能停工,工人就得失业,工业化水平可能会倒退几十年。

对东亚国家来说,进口的重要性大于出口,或者说,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外汇收入,保障进口。在外汇短缺的年代,只能靠高估本币币值的方式,维持进口能力。70年代后,为什么中国吃饱饭了,很重要的原因在于,获得了西方的化肥生产技术和中东的石油供应。苏联解体后,为什么朝鲜经济崩溃,被迫走向苦难行军,因为朝鲜失去了苏联提供的石油,没有石油就造不出化肥,粮食产量就会下降。

东亚人的勤奋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因为矿产资源匮乏,没办法像拉美人那样躺平。对东亚国家来说,一旦出现持续性的贸易逆差,资源进口能力就会下降,经济就会受到冲击。不仅如此,对我国来说,外汇顺差不仅可以用于保障进口,也能稳固汇率。当出口企业结汇时,中央银行会吞吐货币,形成外汇占款。我国基础货币中大部分是外汇占款,商业银行则以基础货币为锚,进行货币派生。这相当于间接跟美元信用部分捆绑,这也是为什么,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,比大多数外币低的原因之一。

如果说80年代至00年代,中国经济主要靠出口驱动,通过来料加工等高周转方式,推动工业化建设。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,来自欧美的需求大幅下降,为了防止产能过剩支撑经济循环,我国将房地产和基建,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抓手。每当出口疲软的时候,地产和基建都会成为托底经济的工具。但在GDP总量和资源进口继续增长的同时,国内债务也在对应增加,具体的反应就是宏观杠杆率的上升。

清楚世界经济循环模式后,就能更好理解拜登的对华战略。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于,尽管曾经存在大量血汗工厂,但过去几十年,中国一直是全球化最大赢家。作为一个本土矿产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,在欧洲主导的殖民主义时代,由于英法通过关税壁垒等方式,构建了排他性的区域贸易体系,中国很难以低成本方式进口资源,工业化遥不可及。但在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下,关税成本被大幅下调,国际秩序也趋于稳定,海盗基本被肃清,中国能以较低成本进口矿产资源,为工业化奠定基础。

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,美国抱有一种复杂的心态。一方面,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后,通过极低的劳动力成本,压低了商品价格,中国农民工的付出,使美国得以享受高增长、低通胀的舒适环境。另一方面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中国经济体量日益膨胀,隐隐有赶超美国之势。2014年之后,随着中国GDP占美国比重超过60%,美国产生了很强的危机感。为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,美国对华政策从”接触”转为”遏制”,中美进入全面竞争阶段。

作为人多矿少的国家,为了维持经济运转,中国每年必须耗费上万亿美元进口资源,来自中东的石油,澳洲的铁矿,中亚的天然气,智利的铜矿,阿根廷的铝矿,非洲的铝矿,东南亚的橡胶,美国的大豆等资源,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底色。为了保障进口能力,我国必须维持超高规模出口,来赚取美元。因此,美国遏制中国的办法就是限制中国外贸,避免我国从海外获取足够多的资源。

对美国来说,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是贸易禁运,利用海军优势,在马六甲海峡以西,拦截驶往中国的货船,掐断中国外贸生命线。亦或是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元外汇,限制我国海外购买力。中国大部分资源都依赖对外进口,贸易禁运、外汇冻结能让我国工业迅速陷入停止。但这些措施属于战争行为,美国只在二战时期,对日本和德国实施过。在和平时期这么搞缺乏正当理由,一旦操作不好,很容易导致两国走向核战争,可谓得不偿失。

既然不能直接限制进口,间接办法就是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,通过这种办法,来压缩中国进口支付和资源汲取能力。在奥巴马时期,美国的手段是TPP(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),他希望另起炉灶,在亚太地区,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体系。为了推动TPP,美国还特意炒作南海仲裁案,试图加深东盟对中国的恐惧。然而,TPP最终却走向失败,不仅是因为特朗普上台,更重要的原因是,TPP各成员国发展水平不一,很难制定统一的贸易标准,比如越南希望保留国企,日本希望维持对农民的补贴,TPP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。

特朗普时期,美国的手段是贸易战,他希望通过加关税的方式,拉高中国对美出口成本,配合美国税改,倒逼中国制造业回流至美国。然而贸易战的效果非常有限,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,即便加征25%的关税,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依然高于美国。特朗普时期,中国对美出口不降反增,与美国的国力差距日益缩小。

拜登上台后,经过一系列评估,美国放弃了对华全面脱钩的想法,因为这会导致美国通胀全面失控。拜登内阁设计了全新的对华战略,那就是科技封锁加供应链重组。其实施的关键是俄乌牌和台湾牌。在地缘的压力下,欧洲和日韩宁可失去廉价商品,也拒绝向中国分享芯片技术。

对中国来说,出口竞争力、外汇收入、资源进口能力、经济发展上限,在人口红利时代,中国可以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,保持出口竞争力。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,国内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,低端产业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的趋势,难以避免。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,我国必须尽快完成产业转型升级,在全球贸易体系占据更有利的位置,通过出口高附加值产品,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这也是日韩曾经走过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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